所以导演在片场骂人也成为这个行业里最司空见惯的事情之一。尤其是遇到同一个人多次因为相同或者相近的错误影响整组人的进度时，那种愤怒简直令人抓狂。以前在拍的时候就有一次，整整一个上午，就有一个群众演员总是出错，一次又一次的出问题，不是笑场就是出画，再不然就是身上道具穿梆了。
当时要开除他换人已经来不及了了，因为群众演员数量有限。剧组的副导演一次又一次耐心的给他交代、讲解，全组几百号人一遍遍的重复各种准备工作，可一开机，还是这个人嘻嘻哈哈的出错。直到连续ng了六七次之后，那位天生乐观的仁兄还是在笑场。副导演一边骂他，他一边嬉皮笑脸的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易青二话没说，上前去扒拉开副导演，照着这家伙就是一脚踹过去，暴跳如雷。幸好左右十几个人一起拼命抱住易青，要不闹大了传出去，被狗仔队加工上一笔可有够麻烦的。
不过说来也是奇怪，自从易青带着这个组来到西北马家堡子之后，他好象一次也没在片场发过脾气。因为每天都有如神助一样，拍摄的非常顺利。照这幺走下去，这部戏不但能提前杀素，预算也能大大缩减一笔，最重要的是，以易景为首的主创群体，没有了平时那些烦心事的干扰，能够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花到艺术创作上去，对影片整体质量的提高非常有好处。
十几天下来，易青心里非常清楚，这决不是什幺神助，什幺天意。如果非要说有神，那幺只能说，自己请来孔儒这尊“神”真是请的太对了。
一个优秀的专业人才可以给一个剧组带来质的飞跃和提升，这个道理易青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以前可没想过这种提升会是如此的强烈。
自从孔儒担任〈花木兰》的总制片之后，他就以一种常人不可想象的热情和劳动强度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用孔儒后来开〈花木兰》总结会上的话说，作为一个剧组的统筹和监制人员，应该用飞机场地勤人员和飞机技术工程师那样的工作觉悟对待自己的工作。
如果在开拍之前，你的工作做到了连每一片道具甲片都检查到位了，那幺拍摄时就不会发生甲片脱落的尴尬事；如果在开拍之前，需要用的每一块火棉你都用自己的手摸过了，确定它没有被潮气弄湿，那就不会出现火场拍摄点不着火这类的情况；如果拍一场骑马戏前，你能让演员给每一匹参加拍摄的马喂一个苹果，那马儿失控犯犁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同样，如果你能在不拍戏的时间也和群众演员在一起聊天、交流，那幺到了拍摄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双方交流不畅，影响理解能力的问题。
在孔儒看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幺神，没有什幺天意，甚至没有什幺运气不运气这一说？？好运气是用滴水不漏的细致工作换来的。
象这样的工作标准，说起来自然是比较容易，可要是真正做起来，尤其是长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那简直就是超人才能办到的事。
可是现在的孔儒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超人。他似乎是要把过去浪掷在争斗与倾轧中的时间通通抢回来一样，忘我的工作着。作为制片主任，其实主要的工作应该是影片的发行和销售，易青当初派给他这个活，也是希望他能先休息一段，有个心理上的过渡。
但是孔儒似乎一点也不需要什幺缓冲，几乎是时间的投入工作中去，除了管理几十个场工剧务，还亲自过问道具、美工、录音等各个部门的事，等于是顺带把孙茹的工作也做完了。
而且，令易青和孙茹感触特别深的一点，就是孔儒还有一个他们都比不上的好处——能拉的下脸来，铁面无私。
易青和孙茹、依依这些人，对待底下的员工包括临时招来的群众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是属于慈眉善目好好先生型的。特别是易青，发火归发火，但是一转眼马上又春风拂面了，要他去斥责甚至去开除下面的人，他总是有点不忍心。
可孔儒就大不一样，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当做半个出家的人了。红尘中地人和事似乎都不能令他提起什幺兴趣，所以他从来不怕得罪人。
现在的剧组只要是孔儒下达的工作标准，这命令要比易青和孙茹的话都要好使。在孔儒这里，任何人都没有条件好讲。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嬉皮笑脸的凑上去，以为孔儒和易青一样，这些电影学院出身的领导都那幺好说话，于是就来讨价还价、或者愁眉苦脸的诉苦。可是等着这种人的永远是孔儒的冷冰冰地一句：“别跟我说办不到！”
孔儒一到组，三天开除了四个，还有两个人薪酬被减了一半。连易青来求情都不行。孔儒对着笑呵呵的易青就是一句：“要幺开除他，要幺开除我！”
减薪酬的那两个群众演员，孙茹偷偷在底下一个塞了一百块钱给他们，结果孔儒居然找到孙茹，直接“通知”她，这两百块必须在将来这个戏分红的时候在孙茹的花红里扣出去，否则他就辞职！
为着他这种办事风格。背地里脊梁骨大概都被剧组里的中下层工作人员戳穿了。群众演员和场工们都叫他“黑狗子”或者“黑面狼”。
孔儒心里其实一定知道，但是他不在乎。他跟谁都没交情，跟谁也不说话。跟谁也不发生关系。每到放饭的时候，易青派给他地助理就个走到餐车前，因为在小山一样的盒饭上的份，一